2013年10月开始，《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上海交大战略研究所所长、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孟宪忠的署名文章，这一系列文章从中国经济、企业竞争力、人性效率以及结构性变化等角度进行切入，畅谈了孟宪忠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作为EMBA课程教授，孟宪忠教授以渊博的知识和风趣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授课风格，深受学生的喜爱。系列文章链接如下：

2013.10.10  02版    要用有含金量的GDP助推中国经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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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GDP总量的增加也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国的GDP都有其数量与质量、含水量与含金量。

讨论GDP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问题，意在强调提高GDP质量、提高GDP含金量的重要性。与之相应，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产出GDP的手段、实现GDP的途径必须改变了。

GDP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三个角度来讨论，一是GDP是什么产业产出的，什么产品产出的？二是GDP是怎样产出的？三是产出的GDP能否实现社会价值。

今日世界基本上有6个产业层次：第一层次是尖端技术，主要是前沿的信息化技术、基础基因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这些产业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第二层次是高新技术，主要是一般的计算机软、硬件，一般的通信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也是美国领先；第三层次是领先的工业化，主要指设备制造业、大型机器制造业，德国、日本等国在这个层次有很强的竞争力；第四层次则是在近代诞生的促进近代工业进程的一些产业，包括石油、化工、钢铁、机械、汽车、造船等；第五层次是生活日用消费品，如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生活物品；第六层次是OEM（代工生产）。

平心而论，我们的GDP基本上是第四、五、六层次产业产出来的。不要说在尖端技术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上我们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就是在领先的工业化层次里我们也少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看到，层次越高的产业竞争力越强，层次越高的产业附加值越高，层次越高的产业进入壁垒越大。在1890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GDP曾是全球第一，甲午海战时我国的GDP是日本的5倍，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呢？为什么吃了败仗呢？就是因为我们的GDP都是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转型升级，提出要切实提高我们的产业层次，这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经济增长点，也是为了提高我国GDP的质量，也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GDP质量低，不仅表现在产出GDP的产业层次低，还因为我们一些伪劣假冒、重复维修，重复建设都算入了GDP。想一想那些损害公众健康的假烟假酒、假药假米、地沟油、瘦肉精、伪劣产品，不创造任何价值的过度包装、多重防伪、无奈的信用成本，这些不都计入GDP总量吗？这些GDP都没有实现社会福利价值，和“有质量的GDP”相距甚远。

再来看GDP产出效率、GDP生产过程的质量。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一些企业为了获利，在创造GDP的过程中急功近利、大走“捷径”，只看产值，不计成本，不顾环境损失、生态破坏。这些年，我们投入的各项资源占据了世界很大的比重，但产出的比率与投入极不相称，GDP投入产出比排在世界较后行列，以如此粗放、浪费的方式产出GDP，未来肯定难以为继。GDP产出方式的质量就是生产GDP的效率问题，低效生产GDP是对经济的浪费。

没有质量只有数量的GDP，不会有竞争力，也不会创造附加值，更没有持续性。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有质量的GDP，需要更有含金量的GDP。

2013.10.14  02版    走出企业“负竞争力”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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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根本的要依靠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但在现实之中，许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了误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许多企业视赚钱为企业第一追求，将发财等同于发展，将不择手段的短期获利做法等同于企业竞争力。一些地方政府也认为，有钱就是好企业，有钱就能坐排头，这不但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更是一种有害的实践。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所谓的“快速发展企业”的扩张、获利手段吧：

第一，过度营销、大肆炒作。一些企业不在产品技术、质量上下功夫，而是一味夸大宣传，过度炒作，将药品都吹成神效，将楼盘都说成顶级。

第二，不计成本、盲目投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土地、资源、人力成本都很低，一些企业为了短期获利，盲目消耗资源、大力投入资本，一味用成本换红利。

第三，一味山寨、不思创新。一些企业看别人赚钱就纷纷粗劣模仿：山寨手机、仿造电器……在企业经营中，模仿是一种正常与必要的过程，但单纯模仿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与真实品牌竞争时只能败下阵来。

第四，金融游戏、账面扩张。一些企业不是踏实经营，而是一味玩金融投机，倒卖国有资产，疯狂炒作概念，坐庄推高股价，操盘股市获利，最终只能是泡沫破裂。

第五，曲解政策、局部获利。一些企业拉政策的大旗作虎皮，钻政策空子，将城镇化等同于盖房子，将创意园区变成地产项目，借高新技术之名行重复建设之实，假出口骗退税等。

第六，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有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转嫁成本，没有环保设施，降低环保标准，随意排污，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换取企业的一己私利。

第七，伪劣欺诈、发不义财。有的企业大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仅坑了消费者，也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形象。

上述做法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问题的严重性不只如此，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因为这些企业一时产值增加、规模扩大，就认为它们具备了强大竞争力，纷纷将这些企业评为先进，奉为榜样。

企业的正竞争力是企业的本质竞争力，即在信用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推进、效率提升途径，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能力。企业的本质竞争力主要由信用、创新、效率三方面构成。企业讲诚信、有效率、善于创新才能赢得消费者，获得真正收益，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才能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这是企业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企业的负竞争力并不是真实的竞争力，只不过是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罢了，这是在损害、消耗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缺乏竞争力则是指企业在创新、效率方面与先进者比较存在差距。误区比差距离真理更远、离目标更远。企业“施展”负竞争力比没有竞争力危害更大，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

2013.10.16  02版    要进一步提高“人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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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没少强调效率优先。但我们现在的经济效率低下确是一个严重事实。安永（Ernst&Young）咨询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数十年的差距，甚至依然落后于菲律宾、泰国和同属金砖五国的巴西和印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曾去了青海原子城——1958年建立在海拔3000多米青海高原上的、我国第一座核武器试验基地。笔者看到，当时拥有的技术设备相当简陋，没有计算机，没有精密机床，没有大型设备。就是在这样的技术条件、生活状态下，两弹元勋与基地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发扬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硬是将原子弹、氢弹制造出来了，硬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巨大的效率。

今天，我们的汽车制造、铁路行业、桥梁道路、建筑行业具备了多好的条件，投入了多少资源，为什么还制造不出自己的著名汽车品牌，为什么动车高铁会出事故，为什么不断有房屋倒塌、桥断路毁？

对比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条件与投入，现在的问题已不能用技术、设备、投入多少解释了。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产、我们的事业发展缺少人性效率。让我们从理论角度来说明人性效率的重要性。

全面来看，经济效率的产生有三种原因：

一是资源配置效率：这是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完全是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说白了是领导意志配置资源。不讲效率，不讲利润，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重视的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

二是投入产出效率：按照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投入产出是一个正比例关系。投入的经济要素越多，产出当然也就越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投入，一分收获。正是在这样一个看来简单明了却问题不少的理性假定支配下，这些年我们走了一条高投入的道路。一说到加快发展，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投入货币、投入土地、投入资源、投入项目。一些城市的口号就是大投入、大发展。

但是今天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实施了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着有投入却没有效率的情况。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就在于第三种效率被忽视了，那就是人性效率。

在市场配置资源和给定投入前提下，人性效率是最重要的效率。因为人性决定动机、人性决定信用、人性决定创新、人性决定质量、人性决定成本、人性决定效率、人性决定未来。缺少人性，投入再多也抵不住贪污浪费、行贿受贿、设卡寻租、松垮懈怠、心不在焉；缺少人性，技术引进再多也不过是舶来依靠，不会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创新；缺少人性，设备再好也不能充分运用，也会事倍功半。投入是人来支配与使用的，技术是人来创造与发挥的，设备是人来操作与运行的。人不好，一切都不好。人错了，一切都错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文明演进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配置资源的调整过程、不断加大投入的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的进化与发展，市场配置资源与投入是不会自发发挥作用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离不开提升人性效率。

2013.10.18  02版    决胜在结构性变化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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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引起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次全会，将重点讨论我国下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诸多问题。当前，世界许多产业都处在结构性变化时期，那么，什么是产业、企业的结构性变化，我们怎样来适应、驾驭这一结构性变化呢？

我们来看事实：

柯达公司在整个20世纪一直是最伟大的照相器材公司，但今天却破产了。这是因为，20世纪的照相设备、器材一直是确定的，即化学成像技术、机械制造技术。但是进入21世纪后转变为数码成像技术、数码制造技术。从化学成像技术到数码技术，这是一种技术的结构性变化。

贝塔斯曼200年来一直是德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世纪90年代以实体连锁书店形式进入上海，建立读者俱乐部促进营销，一时风生水起，上海许多书店都感受到来自古登堡故国大鳄的冲击。但好景不长，面对新生的网络书店、电子商务，贝塔斯曼不得不于2008年全败退出。从实体书店到网络书店，这是一种模式的结构性变化。

手机是在1973年由摩托罗拉发明的。在80-90年代商用后，摩托罗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占据世界手机厂商的第一把交椅，2004年诺基亚成为后起之秀抢得霸主地位。但在今天，不论是手机原创者的摩托罗拉，还是后来居上者诺基亚，都陷入被收购的悲惨命运。翻开以往任何一本通讯技术手册，你都可以看到人们对手机的定义：手机是拿在手中的移动电话。可在今天手机的本质绝不是移动电话，而是每一个人的数字终端。从掌中电话到数字终端，这是手机产品的结构性变化。

事实告诉我们，行业的结构性变化，主要是从一个行业的技术、模式、产品变化角度来确定的。当一个行业的技术、模式、产品中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业处在了结构性变化时期。而当一个行业面临结构性变化的时候，我们当务之急是要适应这一变革、跟上这一变革。

今天，我国有9800多个行业。从技术、模式、产品变化角度分析，有不少行业都处在结构性变化过程中。遗憾的是，我们许多企业还是僵化地认为自己过去的强大足以应对未来变化的挑战，许多企业还是不识变革、不思变革，一味以过度营销的手法推销本已过时的技术、模式、产品。邮政部门本来拥有我国最大的物流系统，可是这些年只是停滞在传统的邮政业务上，坐失物流大发展的良机；国家几大旅行社具备品牌、实力、网络优势，可是没有率先推出互联网服务；新华书店是最大的图书销售系统，可没有网上销售；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也落后于第三方支付、余额宝等金融互联网服务……倒是顺丰物流、携程、去哪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一大批白手创业的草根们适应了结构性变化。

到了我们那些大企业清醒的时候了：在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时期，企业不再是竞争谁的既有规模大、过去的成就多，而是竞争在转折点，决胜在创新上。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放眼世界，看一看世界上的产业、技术、模式、产品，有多少是“濒临死亡的、尚能生存的、加大发展的、萌芽新生的”……对于濒临死亡的，我们及早退出，对于尚能生存的，抓紧收获成果，对于加大发展的，促进壮大成功，对于萌芽新生的，积极培育成长。

 21世纪的产业处在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时期，21世纪的企业经营是一种动态变革经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们要适应、驾驭产业的结构性变化，我们企业经营者要学会做变革领导者。

2013.10.21  02    从合资获利到合资促进内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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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资、外企合资合作，可以扩大企业的资本总量，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管理水平提高，加速扩大知识流动。这也是我们开放引进外资的初衷和目标。遗憾的是，在这一引进开放过程中，我们太多企业陷入合作依赖、技术依赖和管理依赖，满足于合资合作过程中短期获利，不注重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不注重锻炼与升华自己的技术与管理。即使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也不重视消化吸收，改进提高，结果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当中。

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有这样的观点：只要是在中国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反正都在中国交税，不再需要发展什么民族产业。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天真！

任何一个没有自主制造业和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都存隐忧。韩国在1967年才开始制造汽车，今天却已成为在全球设有多家工厂、年产700万辆的世界第四大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国。韩国现代集团一开始也是引入美国福特的技术，但没多久就自己生产自有品牌汽车了。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曾说：“现代企业集团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原动力是什么？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会马上简单地回答，就是上进心、进取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就是要发展自己工业的自主精神。”

1998年，拉丹·塔塔推动了印度首台本土制造的汽车印地卡发展；2009年，他又推动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纳米的发展，而且还将捷豹、路虎收入囊中。拉丹·塔塔也说：“一开始，我所有的汽车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朋友都对我说，生产汽车不像生产烘焙类产品，那是绝不可能的，但我们就想要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我们不能满足于只与外方合资生产奔驰-塔塔，我们要迎接挑战，自己生产汽车。”

在开放的过程中，有韩国现代、印度塔塔心态开放、借鉴世界、发愤图强、发展自己的经验，也有一些国家放弃自己内源发展的教训。

上个世纪巴西对外开放过程中，为了一时的繁荣大量举债。到2000年底，巴西的外债已达2169亿美元。首都巴西利亚借外债修建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路四通八达，各国豪车遍布街头，从家用电器、服装、化妆品到食品、牙膏、饮料，都是外国品牌。巴西也曾引入外资生产汽车，但由于忽视自己的自主能力建设，当外资企业看到亚洲新兴市场更有利可图纷纷转移时，巴西的汽车产业立即归复于零。单纯依靠外资导致了巴西的民族工业一蹶不振，巴西的银行也大都被外国银行收购，金融命脉被欧美控制，外债压力与通货膨胀长期困扰着巴西的经济发展。

闭关锁国没有前途，而单纯依赖合资分享短期利润，不发展自己的竞争能力，不掌握经济的主动权，也同样是没有前途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开放只是手段，是我们学习、借鉴、提高的手段，是我们积累资本、积累投资的手段，开放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开放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最终走上自主之路”。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外合资也必须升级，只有实现从单纯合资赢利到合资促进内源生长的转变，实现从合资发展转向合资促进民族经济自主发展，不断提高我们民族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经济才能有坚实与美好的未来。

2013.10.24  02    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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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在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教学过程中，笔者问过许多企业领导者：21世纪经营企业与20世纪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20世纪经营企业知道做什么业务能营利，知道怎样做业务能成功；今天则不知道做什么业务有前途，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取胜。

企业界领导们的回答道出了二者的区别：那就是相对来说，20世纪企业是在确定性下经营，21世纪企业是在不确定性下经营。

直到20世纪后期，许多国家都是在国内市场甚至在一国的区域市场内经营；当时客户的一种需求可以持续20年至30年，有许多产品甚至可以延续四五十年。想一想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四大件曾作为最主流的耐用品在中国坚挺了多少年。当时的竞争对手都是同行业的经营者，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更多利益，只要战胜对手、在行业内领先就可以了。所以，当时的企业战略，都是通过低成本或差异化途径打败同行对手、赢得市场份额。

然而，21世纪的市场是不确定性的。上世纪收音机畅销百年，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的20年间，视听设备换了好几代，消费者的需求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了。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了交叉替代的时代，企业再也不是仅仅与同行竞争了。21世纪企业不可回避地面对着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及竞争对手等。

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1981年杰克·韦尔奇接任美国通用电气掌门人时，冰箱、彩电、空调等曾是主流营利产品，当时占有很大产值比重。但杰克·韦尔奇认为这些产品没有多少领先技术含量，继续做下去没有前途。他大刀阔斧整顿、转让、关闭了上述业务，转向21世纪更有前途的飞机发动机、航天、健康医疗等高科技领域。杰克·韦尔奇的产业选择为通用电气赢得了21世纪。而上个世纪与通用电气生产同样家用电器的松下、索尼等公司，满足于一时营利，缺乏前瞻思考，进入21世纪都陷入了产品陈旧、技术传统、亏损巨大的泥沼。杰克·韦尔奇是一位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伟大企业家。

回首国内，我们也有一批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创造确定性的年轻企业家：中国原来没有即时通讯，是马化腾开创了这一需求；没有第三方支付，是马云推动了互联网金融；没有电动汽车，是王传福率先吃了螃蟹。中国企业以往只在国内较量，是任正非勇于开拓国际市场使华为的一半收入来自海外……

21世纪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创造确定性，这是21世纪企业经营的本质，也是21世纪企业家的必备本领。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不确定性，学习在不确定性中创新。